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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高力士-读《<冼夫人文化史话>读后》的思考

发表日期:2007年4月6日   作者:梁基毅 【编辑录入:xianzhou

吴兆奇先生的《冼夫人文化史话》发表后,《茂名日报》2006年12月7日又发表李爵勋副教授写的《<洗夫人文化史话>读后》的文章,本人读后,又听到一些同志的议论,因为碍于友情,读到文章字里行间有些同史实不符的地方,也觉错误难免。但对《读后》作者妙笔生花的推介,用上“天衣无缝”溢美之词,恐怕《史话》作者也不会同意。尤其是《史话》第九章130页至147页,笔者粗读就看出明显与史实不符,多读几遍,思考再三,还是把意见写出来。这是遵照《读后》末尾说的“作者也希望读者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故此把思考的意见写出来乃是出于学术研究的求真,别无他意。

一、张冠李戴随手拿来

《史话》作者在会议中说过“研讨高力士要根据新旧唐书正史”,李爵勋副教授的《读后》也声称:“是忠于历史”,还振振有词的批评,“在当代文坛,有些作家说史话,往有二种现象,要么是失于任意而轻浮,要么是失于刻意而炒作”。

愚见以为李副教授或许有炒作之嫌,并非刻意,见到有错也装糊涂。何以见得,有书为证。《史话》(144页)载:“至德二载(757)11月22日玄宗一行抵达风翔,唐肃宗派李林甫率精兵三千众迎接。李林甫假传圣旨,收缴了陈玄礼600名禁军的甲杖。上元元年(760)李林甫假传圣旨迎太上皇游太极宫,上演了一幕逼宫丑剧,高力士挺身而出,与李林甫对骂”。

且慢请再看《新唐书》卷192,列传132高力士载:(26史7996页);“上皇徙西内居十日,为李辅国所诬,除籍长流巫州”《旧唐书》卷184,列传第134(4758页)载:“上元三月八日,上皇移居西内甘露殿,力士与内官……为李辅国所构,配流黔中道。《资治通鉴》唐记37第1511页载:“上元元年(760)秋7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马。”

我曾想过是不是作者一时疏忽,为湍流所误呢?但《读后》的李副教授对这段历史是耳熟能详,也应知道李林甫已在天宝(752)年11月丁卯逝世,死去8年的人怎可能同生人高力士对骂呢?为何对如此错误引证视而不见,还大言不惭地说:“《史话》是选择已经搞清楚了的来写,而且是有史引史,有志引志,相传者说相传……是存了真情,戒了误导,少了花言,敛了巧语”。人物都错了,张冠李戴还能说是忠于历史吗?愚见怀疑是否有炒作之嫌,是否误导读者,尤其误导年春一代缺少历史知识的人。我想李副教授并非有意而是未认真读《史话》,就匆忙写读后而疏忽了吧!

还应补充一句“《史话》作者在第130页认为:(湍流)对高力士的描写可谓精刻入微,评价中肯”。为什么会如此粗糙,张冠李戴随手拿来还说“入微”、“中肯”,有历史知识的人真不敢恭维,但李副教授却对之恭维有加,真令人费解。

二、昏昏说史说错30年

李教授说:“《史话》夹叙夹议,在评议中,点明了作者某些观点。”不错,凡是写书写文章都有观点,问题是这些观点有没有理据。《史话》141页载:天宝年间,(742-756)随着高力士权势的不断膨胀……为了满足他的奢欲和变态的心理,他到处打探美女,决心猎艳娶妻。京城小官吕玄晤,有个女儿长得姿色动人,远近有名,高力士得知后,托人登门做媒”。这是说高力士以势压人娶妻。但是《新唐书》(26史7996页)载:“河间男子吕玄晤吏京师,女国姝力士娶之”。《旧唐书》184卷列传第134(4758页)载:“开元初(713),瀛州吕玄晤作吏京师,女有姿色,力士娶之为妇。”

开元初(713)是唐玄宗登基之初,也是高力士升官之初,财与势均是起始阶段。《史话》硬把高力士娶妻推迟至天宝(742)年间。相差30年,把高力士娶妻从30岁推迟到60岁。真是可笑之至,试问30岁正处青年不娶,推至60岁老年娶妻,怎说得上是满足奢欲和变态心理。如果真的如作者说是存真情的话,何以高力士娶妻时间,任意推迟到30年后的耳顺之年。如果不是无知,就是为了制造一个观点,是高力士势力膨胀之时,以势压人娶得娇妻。是不是在玩时间文字游戏臆造观点,以起到误导作用?许多事因时而异(如国民在党一、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是爱国的和革命的,而在反共镇压人民的时期是反动的。)时间搞错三十年,还能说《史话》是“选择已经搞清楚了的来写”吗?

三、“天衣无缝”露出破绽

《史话》“天衣无缝”是真的吗?恐怕《史话》作者未必如是说,但李副教授却白纸黑字这么说[《茂名日报》(2006.12.7)]笔者引证《史话》140页“在安禄山得宠之后,高力士与他保持着来往,但一点也不提醒唐玄宗对他进行必要的防范。”《新唐书》132页载:“高力士对玄宗曰”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禁。”这指的是安禄山要防。又曰“陛下以权假宰相(杨国忠)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这是明白指杨国忠弄权误国。《通鉴》唐纪33第1475页载:“上尝谓高力士曰:“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国事付诸边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丧师(杨国忠隐瞒死军兵20万人),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得谓无忧也。”高力士既提醒唐玄宗知道宰相杨国忠瞒报欺君弄权误国,又提醒边将拥兵太盛(指安禄山拥兵太盛),一旦祸发,不可复救。史实明明白白记载,高力士曾经提醒唐玄宗要对杨国忠和安实禄山加以防范,否则祸发不可收拾,这同《史话》说的“高力士一点也不提醒唐玄宗对他进行必要的防笵。”是与史实不符,既然如此李教授说《史话》天衣无缝,不是已见破绽了吗?

《史话》147页载:“高力士热衷的却是结党营私贪赃聚敛。“《茂名县志》认为:“高力士权倾中外,而人主不疑,不树党而上下敬重。”至于贪赃聚敛就算是他的罪过吧!但封建社会的大官别人送厚礼红包是平常事,这种过失欧阳修说他生平无显显大过,这应是功与过三七开,不影响对他正面的评价。

四、畸儿脱靴戏说当真

《史话》作者说:“话中有史容易做到,史里有话比较困难”。然而《读后》的作者却没有看见。本来“话中有史,用心去查就是了”,但是《新唐书》、《旧唐书》中的《高力士传》都不去查而照录文艺作品,所以把李辅国的罪行却说成是已死去8年的李林甫的罪行;高力士30岁开元初(713)结婚,却为需要改为天宝年间(742)60岁结婚。高力士墓志铭载:“夫人吕氏道备公官,天宝中封齐国夫人,方贵而逝。”把逝世时间说成是结婚时间。这同戏说任意编造关公战秦琼有何分别。对防笵安禄山、杨国忠若查《新唐书》和《通鉴》,便知道自己《史话》不符史,易事也就成了难事了。

认为难写的所谓“史里有话”。但以史为名任意说话,把戏说,野史,稗杂之书,随意拾来,这有何困难。李副教授说《史话》“忠于历史,深入探求历史的真面目”是假是真?请看书中的“冯氏畸儿高力士”,《史话》认为:“抄家灭族的奇祸世变,使得家族本性出现扭曲变形……集中在高力士身上,冯洗家族那股刚刚锐利之气,变成阴阳怪谲之气,那种真诚豁达的人格,变成了虚伪和奴性”。这就是“话里有史”吧!正史那里有这样记载,而是以文艺文章为据,把自己想说的话不顾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变故的客观事实。一曰畸儿,就是指李千里以阉儿进贡武则天。本来高力士十岁时因父亲被杀家散人亡,作为十岁的儿童,如何能反抗被阉呢?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已是朝廷史官,他被宫刑又能反抗吗?因此人们应有怜闵之心,怎能以畸儿(残废者)来嘲笑高力士呢?怎能因为已变性声音如女子,就讥之是阴阳怪谲之气呢?在籍没之后如果是聪明的人,都会是韬光养晦。《史话》137页载:“高力士不敢怠慢,忍气吞声帮李白脱下一双靴子。”这段故事正史都没有,是戏曲随意戏说,这怎么能说是“史里有话”呢。《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刊载洛大东方文化学院张京华文章说:“唐代流传有著名的李白醉酒沉香阁,令高力士脱靴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果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李白作为朝廷官员的失态。”

五、评论力士须求真务实

关于高力士,《史话》的结论:“瑜难掩瑕,功难顶过”,但《新唐书》作者秉笔直书的欧阳修的结论是“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这就是功大于过,并非功难顶过,用现在的话说:“至少是七分功三分过吧!”

《史话》“说高力士瑜难掩瑕功难顶过”话中无史。《新唐书》明明白白记载:“代宗以护卫行帝劳还其官,赐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这就历史学家说的着盖棺论定,高力士是忠臣,并非《史话》描述的“高力士早期支持李隆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终究是“瑜难掩瑕”功难顶过。这就同《新唐书》的评价相悖了。笔者相信《史话》作者本意是忠于历史,但对出现错误的人物颠倒的时间事件查都不查实在遗憾,历史的历是时间、史是事件、人物或时间弄错了,就不是历史,又怎能说是“深入探求历史的真面目”呢?

胡锦涛总书记提倡“求真务实”自然对过去被扭曲的戏说传说之类对高力士的丑化,就应当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史学界许多人对高力士研究有新的认识和正确评价。

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认为,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官无人”“内侍如高力者甚少”。

中国文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葛承雍认为:“在唐开元、天宝时期,高力士蜚声宫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高力士能扶摇直上,跻足政坛,并不是靠拍马溜须,阿謏奉承。关键是他参与了唐玄宗发动的二次政变……在当时李隆基代表着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结束了武氏以后的腐败弊政。从而使八年七变的动荡朝政趋于稳定,出现有唐一代的“全盛”时期。高力士作为玄宗的得力助手之一,其积极作用是应予以肯定的……在任贤纳良、崇尚俭朴、调节君臣关系等方面敢于进谏,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高力士在当权集团没人敢议政事时,能审时度势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确是难能可贵的。玄宗皇逃离长安,于延秋门曾悔恨交集地赞叹高力士的政治预见:“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足证把高力士作为动乱祸根看待,是不公平的,(《重评高力士》,《第一文物》杂志1987年)。”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公共课研部的王志东在《重评高力士》一文中认为“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著名宦官,是坚定的皇权维护者,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时代弄潮儿(《论高力士在盛唐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1月)”

文山师专政史系杨永福认为:“高力士以六月政变”和七月三日事件的功臣之身伤登上唐中期政治舞台,在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他的政治表现可圈可点(《奸臣还是忠臣对高力士的再认识》,《文山师专学报》1999年11月)。

冰星认为“显然从民向流传看,高力士其人并不怎么样,但翻开正史看,高力士绝非完全是一个奴颜婢膝助纣为虐之人(见《高力士其人其墓》,《陕西审计》2003年第四期)。”

外地的学者已经重新认识高力士,作为高力士家乡的人,更应当重新认识高力士,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评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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