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的治理，德治与法治两者都是不可缺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维持人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起码的是乡规民约，在我国的儒家称为礼，（礼者理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条理，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也称为伦理）进一步具体化起来就是道德与非道德，（即是、非、善、恶、正义、非正义、公正、偏私、诚实、虚伪等等……，）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了礼的约束就可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在没有大的利害冲突下，道德的规范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调整。但道德毕竟是一种软性约束，一当事态的利害关系发展到礼与道德都无法维持时，就得靠以暴力（刑罚）作后盾的法去解决。法是在礼与道德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硬性规范，是体现民意或统治者意志的规矩，它一般是以具体的文字条文形式规定下来，这些条文就是法律，是靠刑罚来执行的，在人群中、社会中谁违反了就要受到它的惩处。
在南
她在协助冯宝“参决辞讼”时，对“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达到了“政令有序，人莫敢违”。这已经由德治的基础上逐步立起法治，以汉人的法律引入俚人的社会中去，已有了刑罚的处理，使俚人逐步有了法律观念，法律已经进入到俚人的生活中去，才能达到政令有序这一步。
在冼夫人基本上主持南越大局后，作为一方之主，为了地方安宁，除了取信於民，还要取得朝廷的信任，才能避免朝廷的征讨，才能保境安民。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对於反叛朝廷的势力，不论是来自地方头子或是来自朝廷的官员，出於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她是一贯地忠於朝廷，执行国法，反对叛乱和坚决镇压叛乱的。
例如冼夫人初出参政时，李迁仕是朝廷的官员，冼夫人当时只不过是地方的首领，按一般来说，她只能被李迁仕卷入参与反叛朝廷，但她能看清形势，以国法的原则去处理这一事件，她运用策略去击败了李迁仕的反梁，为维护国家统一立功，避免了岭南的战乱，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欧阳纥是陈朝派驻广东的世代边廷大吏欧阳后代，但当他遭到朝廷的猜疑而反叛朝廷时，把洗夫人的儿子冯仆也骗了进去，冼夫人不顾儿子冯仆的安危，毅然率领众酋长出迎陈朝的章昭达，合兵击败欧阳纥，这也是一个以俚人首领，绝对忠於朝廷，坚决执行国法，不顾亲人安危，不论叛变者职位高低，敢於坚决反对的表现。
番禺人王仲宣是一股地方势力，由於与朝廷派来的官员发生磨擦，与其他的地方势力联合起兵反隋，冼夫人派孙子冯暄去处理，但冯暄由於与王仲宣集团的陈佛智的私人感情，按兵不动。冼夫人既要维护国法，也执行家法，把冯暄打入大牢，派其第三个孙子冯盎与隋将鹿愿会合，击败王仲宣的反隋叛军。
当她打击了王仲宣的叛乱后，便对当时一些被胁从或观望的的大小首领进行安抚，“夫人亲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意思是不作处理，保留地盘势力、职位）岭表遂定。”她保卫朝廷使者裴矩，捧着隋朝皇帝的圣旨去抚慰各地首领，宣布朝廷威德，使岭南一带安定下来，大有奉天行令，不究既往之势，实际上起了恩威并施的作用，既保留了地方势力，也壮大自己声望，这也是以德治理部众的方法。
至於打击贪官污吏，番州总管赵讷虽是朝廷派来的官员，但贪污暴虐迫得俚人叛变逃亡，“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於法，降敕委夫人招慰叛亡，夫人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僚，所至皆降。冼夫人要收拾人心，避免动乱，命人搜集证据，上报朝廷以法处理，斩了赵讷，还得到朝廷降敕委令奉圣旨招慰叛亡，降服了十余州，这又是对内执行德治与法治的方法。
洗夫人的原则是：谁反叛朝廷就打击谁，谁搞分裂就打击谁，谁违法处理谁。她历事三朝，以身作则，与汉人融合，都是以国家统一为重，以民族团结为重，以保境安民为重。而当时的朝廷由於既要应付北朝的军事压力，又经常要预防宫廷政变和军阀夺权，对内统治力量还不强大，对边远地区更鞭长莫及，也正是需要象冼夫人这样绝对忠于朝廷的地方领袖，去维持国家的安定，所以多次给予官职、权力。这也是朝廷以恩德维系地方势力的一种方法。而她对朝廷的态度，一直是遵从朝廷与地方关系的法则去处理，维护国法，维护统一，所以她与三个朝代都合作得很好。
这样就使岭南长时间都避免了朝廷的征讨，避免了岭南的生灵涂炭，使岭南有一个较长的安定的环境，加上她能以礼以德进行教化俚人，同时并行法治，使社会有一个安定环境，接受汉文化，引进当时的先进技术，改革原来的刀耕火种，使用先进生产工具，使社会的经济、文化都有一个较长的增长发展的机会。
当年的南越，俚人与汉朝廷，由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矛盾已很深，加上文化互不相通，经常由于官方的压诈，或出于误会，以致暴动叛乱，在史书上，关于俚人不肯宾服和俚獠暴动之事，已不乏记载。冼夫人作为当时的南越首领，如果不坚持德治相结合的方法去治理南越，不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南越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德治与法治的配合，本来也是很讲究的，“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雈蒲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雈蒲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施之以宽也。毋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左传：子产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要以德治众，先决条件是领袖本身有德，凡事以身作则。对部众、人民要讲诚信，不能用欺诈，如果欺骗了人民，还自鸣得意，就更甚於失信於民，最后使人民对领袖离心离德，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到了这一步，如果改用猛，以严刑苛法去对付人民，自己却无法无天，任意行事，结果就招来反抗。所以无论以宽（德）以猛（法）均要其身正，要讲究量度，这虽是封建统治的权术，在冼夫人时代，用来治理俚人是完全可行的。（引用文字除左传外来自隋书《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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