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是忠臣

许多人认为，高力士是奸臣，其实这是不恰当的。事实上，高力士是位忠臣，其对玄宗、肃宗的忠心耿耿是不用置疑的。这不单表现在其协助玄宗登基，还表现在其协助肃宗登上太子位；这不单表现在其协助玄宗巩固了政权，开创了开元、天宝盛世，还表现在其协助肃宗巩固了太子位；此外，其忠心还表现在，在安史之乱中，其不因玄宗落难而弃之而去，而是形影不离地跟随玄宗逃难；在安史之乱后，肃宗已登基，玄宗成了无权的太上皇，当身边的人纷纷看风使舵，成为肃宗的大红人时，其依然忠心耿耿地跟随玄宗，宁愿为玄宗而得罪奸臣李辅国而被流放，最后为玄宗、肃宗而恸哭绝食了七天，呕血而死。其具体表现如下：

葛承雍说：“高力士能扶摇直上，跻足政坛，并不是靠拍马溜须，阿谀奉承，关键是他参与了唐玄宗发动的两次政变。”（见其发表在1984年第1期《人文杂志》上的《重评高力士》）这两次政变分别是“六月政变”和“七月三事件”。

在“六月政变”中，其协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这事《新（旧）唐书·高力士传》《高力士神道碑》均有记载。

在“七月三日事件”中，其协助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保护了玄宗的太子位。这事《新（旧）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旧唐书·玄宗本纪》均有记载。

而在协助肃宗登太子位一事上，其功劳亦颇大。开元二十六年，奸臣李林甫与惠妃内外相应，欲废太子瑛而立惠妃子寿王为太子。高力士却鼓励玄宗立忠王（后来的肃宗）为太子。

可见，高力士对玄宗登基和肃宗登太子位、保太子位都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更能体现其忠心的是安史之乱间和安史之乱后。

安史之乱间，许多大官见风使舵，看玄宗失势而投敌，而高力士却忠心耿耿，追随玄宗到四川。《新（旧）唐书·高力士传》的作者为体现高力士的精神可嘉，叙述此事时，特意把他和袁思艺比较。《旧唐书·高力士传》载：“又有华州袁思艺，特承恩顾。然力士巧密，人悦之；思艺骄倨，人士疏惧之。十四载，置内侍省内侍监两员，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艺对任之。玄宗幸蜀，思艺走投禄山，力士从幸成都，进封齐国公。”袁思艺和高力士都一样曾得到唐玄宗的重任，但安史之乱爆发后，袁思艺却见风使舵，投敌为友了，而高力士却忠心耿耿。《新（旧）唐书》的作者特意拿二人来作比较，其含义是明显的，实是赞高力士的行为可嘉。

更为难得的是，在肃宗登基，玄宗失势成为“退休”的无权的太上皇时，高力士依然对玄宗忠心耿耿，仍然为玄宗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这事发生在上元元年七月十九日，当时奸臣李辅国矫旨率五百武士露刃挡道，玄宗惊吓，几乎坠马；高力士临危怒斥李辅国，李辅国则斩高力士一位随从者，高力士依然毫无惧色，怒斥李辅国，与李辅国共执抢玄宗的马缰。《新唐书·李辅国传》载：“会帝（指肃宗）属疾，辅国即诈言皇帝请太上皇（指玄宗）按行宫中，至睿武门，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惊，几坠马，问何为者，辅国以甲骑数十驰奏曰：‘陛下以兴庆宫湫陋，奉迎乘舆还宫中。’力士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辅国欲何事？’叱使下马，辅国失辔，骂力士曰：‘翁不解事！’斩一从者。力士呼曰：‘太上皇问将士各好在否！’将士纳刀  虖万岁，皆再拜。力士复曰：‘辅国可御太上皇马！’辅国靴而走，与力士对执辔还西内，居甘露殿……太上皇执力士手曰：‘微将军，朕且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

高力士自此事后不久，就再也不得留在玄宗身边，直至去世。亦因此事，被奸臣诬陷，流放巫州。但就是在流放地，高力士对玄宗的忠心依然不减，这体现在其在流放地所作的《咏荠》一诗上。《旧唐书·高力士传》载：“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荠而不食，因感伤而咏之曰：‘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高力士在诗中以荠喻己，说自己在长安、洛阳（即两京）时很高贵，正如荠菜在京城那样贵得以斤来卖，而自己在流放地也如巫州五溪的荠菜那样贵得“无人采”。自己在边远地区（即夷）和在中原玄宗身边（即夏）虽有很大的不同，但自己的忠心和骨气都如荠菜那样“气味终不改”，这就是高力士的忠心。

宝应元年三月，高力士为玄宗、肃宗而死。恸哭绝食了七天，呕血而死。代宗和士大夫们闻此亦为之流泪，为褒扬其保护玄宗、肃宗之功，恢复其官位，并赠扬州大都督，让其陪葬玄宗。《高力士神道碑》记载了这一过程：“二圣升遐，绝浆七日，毁不能哭，衔哀而绝，……上士闻之，皆为流涕，主上恩深，禄旧泽及漏泉，赠扬州大都督，仍陪葬泰陵。”《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二卷则记曰：“高力士遇赦还，至郎州，闻上皇崩，号恸，呕血而卒。”其忠心和气节令人扼腕。

综观高力士的一生，其伴随玄宗、肃宗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其忠心是难得的。在历史长河中，虽“野花开遍间朱紫”，但他们都“不及巫州荠菜生”。唐代宗评高力士家族“南方右族，历代纯臣”，是有根据的。

为证明以上的观点，说明高力士并非一些人所认为的奸臣，现摘抄古今几位长者的话来说明：

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认为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官无人”，“内侍如高力士者甚少”。

中国文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葛承雍认为：“在唐开元、天宝时期，高力士蜚声宫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学术界历来把他定为劣迹昭彰的反面阉贵。我认为这个结论似欠公允……高力士能扶摇直上，跻足政坛，并不是靠拍马溜须，阿谀奉承，关键是他参与了唐玄宗发动的两次政变……在当时，李隆基代表着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结束了武氏以后的腐败弊政，从而使八年七变的动荡朝政趋于稳定，出现有唐一代的‘全盛’时期。高力士作为玄宗的得力助手之一，其积极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任贤纳崇尚俭朴、调节君臣关系等方面敢于进谏，曾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高力士在当权集团没人敢议政事时，能审时度势，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确是难能可贵的。安史之乱时，玄宗仓皇逃离长安，于延秋门曾悔恨交集地赞叹高力士的政治预见：‘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足证把高力士作为动乱祸根看待是不公平的……在开元、天宝社会由盛转衰时期，前期能否锐意图治和后期如何对待统治集团的腐败及内部矛盾，应是正确评价这个时期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而高力士正是在前期，辅佐唐玄宗下整肃纪纲，振兴遮（应是‘弊’，笔者注）政；在后期，敢于提出针痼除弊的直谏。其积极作用是就肯定的。不能简单的与其他宦官相提并论。”（见1984年第1期《人文杂志》上的《重评高力士》）。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公共课教研部的王志东认为，“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宦官，是坚定的皇权维护者，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时代弄潮儿，对于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因而受到玄宗以及姚崇、张说等同时代人的敬重。”（见2003年1月《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论高力士在盛唐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山师专政史系的杨永福认为，“高力士以‘六月政变’和‘七月三日事件’的功臣之身份登上唐中期政治舞台的，在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他的政治表现可圈可点，积极面大于消极面，高力士不是擅权弄政的权臣……”（见1999年11月《文山师专学报》上的《权臣还是忠臣—对高力士的再认识》）

冰星认为，“虽然从民间流传看，高力士其人并不怎么样，但翻开正史看，高力士绝非完全是一个奴颜婢膝，助纣为虐之人……撇开政治上的评价不说，单就他能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报答玄宗皇帝知遇之恩这一点上说，起码比那些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见风使舵、卖主求荣的人强的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愚忠问题其实折射了一个人的人格与品德”。（见《陕西审计》2003年第四期中的《高力士其人其墓》）

洛阳大学东方文化学院的张京华认为：“唐代流传有著名的李白醉酒沉香阁，令高力士脱靴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果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李白作为朝廷官员的失态。事实上……他却能一向忠诚谨密，善自约束，不骄横于政，他和唐玄宗的私人感情也很好，士大夫也并不嫉恶他。在李林甫死后，高力士是唯一具有权威的大臣，比如调解边将矛盾一类棘手的事，都由他出面处理。史称‘内侍如高力士者少’。称他为奸臣，将‘安史之乱’归罪于他是没有道理的。”（见《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中的《“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初探》）

当外地的学者研读历史，纷纷为高力士平反之时，与此相反，在高力士的家乡，研究冼夫人及其子孙的冼学虽搞得轰轰烈烈，但对高力士这个冼夫人的子孙，却甚为冷淡。有人反而不客观对待历史，把历史当小说，写些批评高力士的文章。当陕西人正忙于为高力士这位外乡人筹建博物馆的时候，高力士的家乡也忙于筹建冼夫人文化广场，但在关于在此广场上雕塑冼夫人哪位子孙的问题上，高力士的家乡的人，对塑高力士的像有些人却予否定，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高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