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姓初探

　　题记——运用族谱对冼夫人进行研究，已不是新鲜事，许多史学专家已在这方面进行过研究。但我发现有些运用族谱来研究冼夫人的史学专家，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忽略了谱牒学中的许多重要理论，使用了谱牒学中的许多已公认的不真实史料，而抛弃谱牒学中有价值的史料，至使许多隋唐的本地历史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现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前  言

　　冼夫人是古高凉人，冼姓在南北朝至隋间是粤西的巨族大姓，那时的冼姓主要集中在高州市的东北部和吴川县。据他们的族谱记载，他们或说自己唐代来自于南海，或说自己明朝由福建省迁来，蕃衍至今仅是二十多代，没有一本冼姓族谱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

冯盎唐时家于高州良德，冯家子孙隋唐间遍布粤西为官，其中尤其以鉴江流域为多，但据现在粤西的冯氏族谱的记载，其情形和冼氏的大体相类，多是说自己是在明代由福建省等外地迁来的。高州旧城的冯氏是这样，化州旧石龙城的冯氏亦是这样，阳春旧铜陵城的冯氏亦是这样……就是没有一地的冯姓族谱说自己是粤西土生土长的。

据我对粤西族谱的调查，粤西的族谱，没有一本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其大体情形亦多和冼姓或冯姓一样，迁来粤西的时间上限是宋代，明代是多数，迁来的地点或说是福建省，或说是南雄玑珠巷……就是没有说是隋唐间的本地土著豪族。

再看看粤西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情形亦与粤西差不多，宋之前的土著豪族亦找不到踪影。就是那里的蛋民，族谱亦说自己是来自于南雄珠玑巷，还笑别人从珠玑巷南下时不像他们那样有船搭，要赶路，因而走到小脚趾分叉，而他们没有。

岭南是百越族聚居之地，岭南人之中，应有许多人是由古越族人汉化而来的，但两广难找出一本族谱能反映这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一、全面地了解族谱的发展史

我们要找出岭南族谱出现以上这情形的原因，就要先弄清族谱的发展史。

唐代以前，人们讲究门第，族谱的政治作用比较明显，选官、婚姻、人际交往都依靠它。为了保证族谱的权威性，族谱由政府纂修，由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谱局）保存，以备必要时查验，一般不能随意改动。族谱首次受到大的冲击是在唐代，这是因为庶族在唐朝的崛起和唐朝成熟的科举制度所致。宋代以后，族谱的政治作用进一步削弱。这是因为，自唐以来，官员的选拔越来越多地依据科举制，凭门第选官至宋已难以出现。而另一方面，宋代商贾崛起，亦对人们的婚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于是，族谱的政治作用不再突出，政府对族谱的管理亦随之放松，故宋代的族谱除了皇帝的家谱玉牒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后的族谱均由私人修撰，政府不再干预，也不负责收藏保管，私家修谱遂自宋代兴起，经元、明的发展，至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入民国后仍延绵不断。

宋代兴起私家修族谱，族谱的政治作用被削弱的同时，封建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却在族谱中急增。这一来是宋代理学勃起，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族谱亦难“独善其身”，二来是大批士大夫，如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亦参与修族谱的行列中来，这也促使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在族谱之中占主导地位。故宋以后的族谱，封建理学思想很浓厚，在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的同时，用理学思想团结约束家族成员，用理学思想教育家族后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大大增强。

由族谱的发展史我们可知，唐以前私家不能著族谱，宋以后才可，而粤西的则更迟，在明清才较多地出现。由此可知，粤西明清所著的族谱有关唐以前的历史，大都是无谱可依的（因那时私家不能著家谱），他们大多不知自己家族隋唐以前的历史。故冼姓、冯姓等粤西大部份族谱，其找寻祖先的上限最多只在宋，不能到唐，其有关隋唐的历史多是编者受理学等士大夫的思想影响而编的，历史的真实性很低。这种情况全国各地族谱都是这样，是全国各地族谱的一个通病。

又由于宋之后的家谱的作用很大程度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为了用理学思想来教育后人，是为了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又加上无政府监管。因此，各族人为达到编族谱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和地位这目的，编者在编造自己并不清楚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便有了许多附会不当的东西。在民族这内容上，全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这其中，有许多确是不了解自己的古越族历史的，但亦有了解而不愿说的。

不愿说自己来源于古越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在思想文化上，古越人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扭曲，不自觉地产生对本民族的自卑感。这为编造“遥遥华胄”家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直以来，封建王朝在古越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这些官职均由古越族的豪酋担任，并得以世袭其位。但宋之后，随着汉人在古越族地区的人口增多，中央政府相继实行改土官为流官的统治政策，州县的长官多从外省调入，古越族各土司相继改土归流。一般来说，在改土归流前，进入古越族地区的汉人基本上同化于古越族之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南朝梁代的冯业一家，他的子孙至隋唐已被称作“蛮夷”。改土归流后则反过来，大的趋势是古越族人被汉化。改土官为流官后，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很大程度上，是汉人对古越族人的征剿镇压，这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有了实质性的冲击，古越人自此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扭曲，这在许多方面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封建统治者在对古越人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称古越人的语言为“鸟言兽语”，侮其人为“人如禽兽”，古越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多被历代统治者斥为“伤风败俗”之东西。这严重阻碍了古越族人后裔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渐渐产生隔阂，渐渐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耻，于是产生对本民族的自卑感，对封建思想产生仰慕之情。这是岭南古越族人编造“遥遥华胄”家史的土壤。

第二，在经济上，明代在体现经济地位的差役等方面的不平等，也造成冼氏等许多岭南族谱出现以上的情况重要原因。

当时岭南汉人称民户，古越族后裔称军户，军户“承担的差役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这在广东省各地方志所记录的战争多有“狼猺兵”或“狼兵”可证。海南的苗族便是明代大陆苗兵的后裔。明代浙江一带有倭患，调去那里支援的军队却是千里之外的云南“狼兵”。这差役经济内容的不平等，也使古越族后裔在族谱上不愿说自己是土著，而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华胄”。

在以上各方面的情形下，为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声望为目的的冼姓等姓的族谱，编族谱者在编自己并不清楚，无谱可依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在别人都编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大族的情况下，试想，哪村编一本说自己是古越后裔的族谱，这是多么羞愧之事。所以，对族谱一事，要么便不编，要编就是“遥遥华胄”。这也是全国各地族谱的显著通病。

其实，对族谱为了达到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这目的而造假的现象，早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就很明确地指出过，其说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见文天祥的《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钱大昕亦说“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见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谭其骧更是偏激，其在自己的《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亦不信湖南人总是中原血统，没有土著民族的后裔，认为家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因此，我们用族谱来研究冼夫人时，应严格甄别真伪，抛弃其不真实的，使用其真实的。但本地的冼夫人研究，许多人对冼氏、冯氏族谱的利用恰恰是弃其真实的东西，使用其不真实的东西，致使许多隋唐时代的历史问题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一、     冼氏族谱的考略

（一）冼姓来源于沈子国辨

岭南许多冼氏族谱说冼姓出自于沈姓，具体过程如清冼宝干编的《岭南冼氏宗谱》所说：“冼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在秦，居真定郡（原注：今直隶正定府）。有名汭者，以义侠闻，为仇家所持，因秦法严，改今姓。始皇三十三年，遣赵佗将谪卒五十万人戍五岭，汭与佗同里，且有旧，往投其帐。至岭南，遂家焉。是为冼姓入粤之始。……自是子孙蕃衍于岭南。……以广东为大宗，分为二支：居广州者为南海冼氏；居高州者为高凉冼氏。虽郡望不同，乃汭公之后。”

冼氏族谱中的这一内容，许多人研究冼夫人时，常以为然。殊不知这种“遥遥华胄”是全国族谱的通病，早已是为谱牒学家所唾弃。

对此说法的批判，王兴瑞在其《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这样否定它：“据我个人的见识所及，所谓沈汭之事，并未见于历史文献，疑为编者所杜撰。在过去封建社会里，杜撰族史以相炫耀，久成文人积习。尤其是岭南巨姓，为表明本族原为‘华夏贵胄’，源远流长，不同‘蛮族’，其族谱几无一不附会于中原的王侯世家，从中找个‘光荣’的祖宗。此谱编者，恐难免俗。其所以杜撰沈汭，想系冼、沈两字音、形相近之故。而且沈氏在古代中原为显姓，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下云：‘沈氏：周文王第十子蚺季，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舆沈亭是也。子孙以国为氏。’据此，自然可以说，‘洗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一点也不费力。”

另外，唐代刘恂的《岭南录异》的记述亦体现沈子国之说不可信，该书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其云：“洗氏，高州保宁人。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遍霸岭南，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杖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粤中见闻》亦有相似的记述，道光《广东通志》的编者认为此类记事“语既荒诞，事别无证”。但我认为，这种荒诞，是封建社会常见的对古代人物的形体的夸张所造成的，并不奇怪。

从“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一句可知，冼氏“入见”前，已是“点集军丁”的首领，早已是岭南的首领。

另外，文字显示此位冼夫人已是成年人，若沈子国之说成立，那在秦末，沈汭不会有如此成年的女儿。

最后，从文字的内容来看来，此冼氏和赵佗，二人之前似乎也并未认识，其与赵佗的关系似乎并非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凡此种种，都说明冼姓在秦兵南下之前，早已是岭南豪酋，冼姓根本不是沈汭随赵佗征岭南而来，冼姓来源于沈子国之说不成立。而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沈子国，正是想追认隋唐以前的“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这是全国族谱的通病。

（二）、  冼姓来自于福建说

粤西有部份冼姓的冼氏族谱（如茂名市茂港区羊角镇共同和大同村委会的冼氏族谱）说自己是在明代由福建省迁来的，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

这亦是盲目相信书本的表现。福建省自古至今都没冼姓大族的记载，冼姓在那里至今还是“游兵散勇”，且都是从广东迁去的，就此已说明福建说不成立。鉴江流域的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福建省，这是因为鉴江流域大部份人的族谱都说自己是来自于中原华胄，自北方一站一站地迁移，最后一次迁移多是始于福建。因此，冼姓人亦跟随别人这样说。语外之意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是中原的华胄；不这样说，便被别人认为是土著居民，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的现实。所以，说冼姓来自于福建，亦是不可信的，这种说法亦是岭南族谱“遥遥华胄”这通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与沈子国说的本质是一样的。

（三）雷洞冼姓族谱记载的冼道明考

弄清楚古高凉的冼氏不是来源于沈子国，不是来源于福建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高州长坡镇雷洞的冼姓是否是来自化州的冼道明的问题。

吴川市一些冼姓族谱说，雷洞的冼氏是“化州北岸的冼道明于永乐间任高州府（治长坡）中军，生有四子，长子冼印于明成化初在父亲死后迁居茂名县雷洞村，是为雷洞始祖。”（见郑显国的《电白冼氏考略》）我发觉这说法疑点颇多，远不足信。

一、明清的武官没有“中军”一职，“中军”乃是唐的官职，明清的武官多称“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和“把总”等职，又或称“千户”、“五百户”等职，焉有明代人任唐的官职之理？可见其是杜撰。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其人。

三、隋唐以前，中央对岭南的统治都是采用羁縻政策，地方官员多是本地土豪大族，但到了宋，特别是明清，科举盛行，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已大大加强，为打击地方势力，中央早已实行从外地调入官员任职的流官制度。故本地方志，无论是《茂名县志》的《官职表》还是《电白县志》的《官职表》，明清两代，全是外地人在本地任官职；另一方面，考中科举的本地人，无认是进士还是举人，甚至是贡生，其任官职亦全在外地。由此可见，明清两朝实行这制度之严格。而雷洞族谱说冼道明是化州北岸人，化州在明已属高州府，若化州确有冼道明这人，其亦确是任过官职，也不可能是来高州任职，应在外地任职。

四、关于雷洞冼姓的来源，冼氏族谱亦自相矛盾，足见其不可信。本地族谱对雷洞冼姓的来源起码有二种说法，茂名市茂港区羊角镇大同村委会坡心村冼氏族谱称，雷洞冼姓明成化年间从闽入粤居广州冼村，后迁居茂名雷洞村，坡心村的冼姓是从雷洞迁坡心村的，所以他们与雷洞冼姓同源，是为其一。吴川的《冼氏族谱》则说，雷洞冼姓来源于唐时的冼祥，由南海迁高凉。宋代，再由高凉迁石龙（化州）。后传五代，有一冼道明的人，于永乐间任高州府中军，生有四子，长子冼印于明成化初在父亲死后迁居茂名县雷洞村，其为雷洞始祖，是为其二。两本冼氏族谱说法不一，自相矛盾，足见其不可信。茂港区羊角镇大同坡心村的说法是想说明自己是中原华胄，不是土著。吴川冼氏的说法是想说明自己是“品官之家”，这亦是谱牒学公认的一个族谱通病。

我国的族谱，论述始祖，不外乎两类，其一说始祖来自于中原华胄（粤西的族谱多说自己南下时经福建省），其二是说始祖来自于“品官之家”。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华胄的原因，我在前文已有论述。而说自己是“品官之家”，除了想增强自己家族的自豪感，体现自己在社会的地位外，亦有其苦衷。因为不这样，其建的宗祠便得不到别人的承认。

这个问题，我借助中山大学刘伟志教授对珠江三角洲族谱为何多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官”的论述，来说明冼氏族谱，为何亦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即冼道明）之家”这问题。

刘志伟在其《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中说：“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现代人读族谱资料，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把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作为宗族历史的开创，其实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所以，在宗族的历史上，还有一类常常被特别记录下来的祖先事迹，就是在诸如设立祀田、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等等方面作出了特别贡献的人。”也就是说，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不是宗族的开创者，因为一个村落，没有宗祠和族谱，便可以说没有建立起“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村人便不知自己的辈份大小，子孙起名亦无规矩可循，逢年过节便没有一定的仪式，这样的村落与城镇的居民无异。所以，刘伟志认为，宗族的开创应是“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从中，我们可知一个家族建立宗祠和族谱的重要性。

而在封建社会里，要建立宗祠，村里便要出个有官品的人，即村里要考出一个进士或举人来，要有人做个有品位的官。为此，就要编一个有品位的祖先，把宗祠建立起来，这问题刘教授这样分析，“强调祖先士宦身份的故事，固然有炫耀身份地位的心理和社会需要，同时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虽然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已相当普遍，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官，但是祠堂被看成是士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的意义并没有改变。”而如果村中没有合资格的人，便要编一个，“于是在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在广东南海的沙头乡，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故事，说当地一支崔姓宗族，本来没有资格建祠堂，被官府派员查禁的时候，从邻近一支据说是宋代名宦崔与之后代的家族借来崔与之的画像张挂，从而避过了被查禁的劫难。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它告诉我们，在乡村中，一般的乡民都知道建立祠堂，是以具有一定官宦身份为条件的。可以合法地建宗祠，意味着在身份地位上和其他没有同样权利的人们区别开来。”（见同上）

刘教授对珠江三角洲的族谱内容的论述，亦适用于粤西。光绪《高州府志》和《茂名县志》都专设一卷叙述本地的宗祠，里面列明各宗祠祀那位官人。可见，当时能建宗祠是入县志的事情，这在平民眼里是光宗耀祖的。而建了宗祠的村，便意味着该村人的身份和地位比没权利建的村的人的身份和地位高。对许多村落来说，要达到建宗祠这要求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一个村落常常没几个读书的。查光绪《高州府志》，高州府冼姓在明清两代，没有人中举人，清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冼姓庠生，在清咸丰朝，吴川才有位庠生名叫冼泉香；同治朝茂名县才有位副贡叫冼品中。此两人均未中举，亦未出仕，可见，整个高州府在明清两代冼姓都没有条件建宗祠。其实，像冼姓这样的村在当时是很多的。哪怎么办？不建吧，邻近村落的人用各种方法，编造家史建起了宗祠，自己不建岂不是低人一等？当时人这种迫切心态在高州平山镇大坡咀乡大垌村的《谢氏族谱》的记载中有很好的反映，该村宗祠建于清乾隆戊辰年，该村修族谱的人在族谱中特意记述了村建宗祠的过程，其过程是这样的——先说先人“建祠……末遂”，“抱愧良况”，又“观近附诸族，开宗立祠，赫赫辉煌”。自己因而“触目赫颜”，“第因一木难成大厦，众腋可集为裘。爰联吾十七世孙燕彬公邀集族叔兄弟，请侄辈各兴追远之念，富者踊捐，贫者勉力。虽财为养命之源，谁不忧惜？而孝为百行之首，……共成美举，……而无愧意也。”可见，不建宗祠在当时是“赫颜”、“抱愧良况”的。而要建，哪便只有编了（总之，当时许多村也是这样）。于是明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在宋或宋以前做官的，清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是明或明以前做官的。雷洞的冼氏族谱据王兴瑞的分析是编于清代的，于是村民便借用大戏中常有的“中军”一词，编出个明代的“中军”来，可知明代哪来中军，真是“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当我们否定冼氏来源于沈子国和来源于福建时候，当我们否定雷洞冼氏不是来源于冼道明时，随之要面临的是这些冼氏来源于哪里的问题。

 三、 冼姓应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姓

冼姓是广东的土著，王兴瑞教授在其《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已有论述，其云：“《姓氏寻源》云：

‘南海番禺多洗氏，盖高凉蛮酋姓也。’

冼玉清先生也认为冼姓本是广东土著，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一点，从古代姓氏之书的著录上也可得到证明。查我国早期叙述姓氏源流的专书——汉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中未见有洗氏，至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始有之，宋以后的姓氏之书如郑樵的《通志•氏族略》等亦莫不有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汉代，洗氏偏处岭南，且为少数民族，不为中原人士所重视，知之者鲜；但经过南北朝、隋、唐数百年，汉越关系日益密切，洗氏日益汉化，尤其是唐统一帝国的成立，大大地促进了南北的沟通，普天下姓氏了如指掌，宋以后更不用说了。

所以，岭南冼氏宗谱关于冼氏远古历史的记载，是不足为据的……”

能证明冼姓是土著民族的另一证据是有不少广西的冼姓人认为自已是壮族或瑶族。广西百色地区田阳县四那村的冼恒汉中将，早年参加了百色起义，后来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其简历便写着“壮族”。广西河池地区有大化瑶族自治县，该县的共和乡便聚居着瑶族的冼姓。

我认为，冼姓不但是“广东土著”，且极有可能就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姓。《姓氏寻源》和《姓氏考略》均说“南海番禺多洗氏，盖高凉蛮酋姓也。”可见南海番禺的冼姓就是来自于“高凉蛮酋”的冼姓。《隋书•谯国夫人传》亦有所体现，其云：“自（冯）业及（冯）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当时，冯融为守牧的地方便是鉴江流域的罗州，冼夫人“诫约本宗”之本宗，便包括鉴江流域的古越族。

冼姓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族从那写在“地皮上的史书”上有很好的体现。

古越族虽然没有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把部份历史信息保留在他们使用过的地名上，这些地名，实是他们写在“地皮上的史书”。我们通过分析这本写在“地皮上的史书”，能了解他们的许多历史。运用这地理文化学的理论来研究地方史，在西方较流行。在岭南，华师的曾昭璇，中大的司徒尚纪都曾作过系统的论述。

以“米”作词首的地名词，亦和“那”、“六”的地名词一样，是古越语地名，是汉语对古越语的译音。湛江市吴川县古属高州府，那里有许多“米”字地名，如“米收”、“米冼”、“米朗” 、“米阳”和“米乐”等，化州有“米冼”、“米西”、“米那山（铁路站）”等，高州金山区有“米塘乡”等；海南则把这音译作“美”，如海口市的“美兰”（即现海口机场所在地）、“美联”、“美李”和“美楠”等地名，不要认为这些“米”字地名与大米有关，“美”字地名与美国有关，这些“米”或“美”字地名是古越语“母亲”之义。粤西和海南有不少以“美”和“米”命名的地名，说明汉人南下这些地区时，古越族妇女的地位还颇高，这也与古越族多女中豪杰相符（如汉之征壹、征贰姐妹等）。我由此推测，汉人南下这些地区时，本地古越族还处于母系氏族的后期，当时许多村寨以母亲来命名，故现在有许多以“美”或“米”命名的地名。

在吴川，以“米”来命名冼姓村落有两个，一叫“米冼”，另一叫“米收”。“米”是古越语“母亲”之义，“米冼”这村名，字字对应地翻译则为汉语“妈妈冼”，调转回汉语的语序时（古越语语法与汉语不同，其定语不像汉语那样在中心词之前，而是在中心词之后，译为汉语时要把语序调转过来），竟是“冼妈妈的村”之义。这说明这村原是一冼姓妈妈建的，其建村的年代应在汉人南下之前，汉人南下后，只是有汉语音译了这村名。令人惊奇的是，化州亦有一冼姓村落叫“米冼”，也就是说化州亦有一“冼妈妈的村”，这难道说是历史巧合吗？这充分证明冼姓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在母系氏族时已生活在那里。至于这冼妈妈与冼夫人是什么关系，还有待研究。而吴川“米收”村之“收”，我怀疑是一位冼姓妈妈的名字，此村译过来或是“冼收妈妈的村”。早年香港冼氏宗亲会统计国内“十大冼庙”，冼收村的冼庙排第三，或者他们建冼庙的历史由来已久。此三条冼姓村落的冼姓都不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此说自不可信，前面已有论述。这些冼姓极有可能自母系氏族时已在那居住，因此才有那么多“米”字地名的冼姓村落。

以“麻”作词首的地名词，也是古越语的地名词（或译作“马”）。这类地名在古越族人居住的地区多颇多，如茂名市高州有马贵，化州有麻简和麻科山，电白有麻岗；湛江市郊区有麻章、麻斜、麻弄和麻俸，吴川有马兆、麻文，遂溪有麻蕾，雷州有麻廉、麻亭，徐闻有麻城；阳江市阳西有麻良，阳东有麻礼和麻汕等。这“麻”字是古越语“城寨”之义。唐南巴县县治有电白覃巴说和电白麻岗说，我比较赞同电白麻岗说，因为“麻岗”一名，本身便含有古越语“城寨”之义，清楚说明那里古时曾是一座城。徐闻的麻城，则有叠床架屋的现象——“麻”本已是古越语“城”之义，汉人到来后，问越人地名，越人说这是“麻”，即是“城寨”之义，但汉人不解其义，先用汉语“麻”记其音，又看到其是城，故在“麻”后加汉语“城”，造成这地名既有古越语“城”，又有汉语“城”的含义，译过来便成了“城城”这重叠的意义。这叠床架屋的现象，在古越语地区是颇多的，在此不再罗嗦。

湛江坡头区南三镇有一冼姓村叫麻弄（香港冼氏宗亲会记作“马弄”），吴川县有一冼姓村落叫马兆。这“麻”和“马”都是古越语“城寨”之义，说明那里在汉人南下时冼姓已建了城寨。而“麻弄”更是有“驻兵之城”的含义。或因过去古越族大族建有不少“驻兵之城”，故这类地名在岭南较多，如云南有一县叫马龙县（过去曾是一土司的管衙），电白望夫镇有马龙乡，海南东方市大田镇有马龙村，顺德北滘镇有马龙村等等。早年香港冼氏宗亲会统计“十大冼庙”，马兆村的冼庙排第七，或者他们建冼庙的历史也由来已久。由此可知，麻弄和马兆村过去可能是二个驻有士兵的冼姓土司管衙，那里的冼姓极可能是当地的土著。

在高州长坡，距离旧电白城不远，有一冼姓村落叫雷洞，亦应是古越语地名。陈应辉先生认为，雷洞之“雷”是雷电的意义，距雷洞不远的旧电白则是闪电的意思，两者可互证。此说欠妥。

首先，电白不与闪电有关，其亦是古越语，“白”在古越语地名用字中是使用率非常之高的地名用字，其译为汉语多是“口”或“石山”之义；“电”字广西多写作“定”，是“足、脚”之义，“电白”一词，字字对应着译为汉语则为“脚石山”，调转成汉语语序则是“石山脚”，这是说该城在石山脚下。而离此不远的长坡墟边正是有座石山，叫瘦狗岭，是附近的一个制高点，可远眺。上此山，旧电白城历历在目。当地地理与电白的古越语含义非常一致，电白是古越语“石山脚”应无疑。

“雷电”古越语叫“法”，中越边境当年对越自卫还击前线的法卡山之“法”才是“雷电”之义，“卡”是“杀”或“劈”之义，法卡山古越语是“雷劈的山”（因那里常有雷电击牛之事）。而雷洞一带没资料显示那里雷电比别处多，多年亦没听说有雷击人畜之事。按科学理论，在气候炎热，空气湿度大，大气对流旺盛的条件下，天空才较易出现雷电，亦因此雷电多出现在午后。雷州半岛因三面环海，空气湿度大，纬度又较低，气候炎热，空气对流旺盛，因而才多雷电。而雷洞万山丛聚之中，气候较同纬度的平原凉爽，对流并不强，空气湿度不比沿海大，又怎会多雷电呢？

我认为，雷洞或是张均绍先生所说的，“雷”音近晋与隋唐间对古越族的称呼——“俚”而得名，雷洞即“俚洞”，是古越族的土司管衙。

古越族没有文字，其地名的用字长时间都是用汉字音译。一方面古越语的语音与汉语的语音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古越语的地方音较多，现广西的壮语亦还是这样。因此，古越语的一个词，所用的音译汉字或会较多。如田地的“田”就用“那、纳、南”等字来译。所以，在古越族地名中，同音或近音的字可能意思是一样的。而“雷”和“里”就常用来对同一意义的古越语的翻译。例如，汉字“里”和“雷”就同时是对古越语“长”这词的翻译。

同样，晋至隋唐间，汉人对古越族多称作“俚”，对其土司多称“俚洞”，因“俚”字含有歧视的内容，故这词遗留的地名，岭南人多称“里洞”（如云浮市新兴县有里洞镇）或“雷洞”.。这个问题，现在的地名有很好的证明。

广西南宁市大新县有一镇叫下雷镇，该镇古称雷洞，原就是土司管衙驻地，北宋侬智高曾依据它抵抗交趾的侵略。

元代时，海南安定县南有一雷洞土司。元文帝图帖睦尔即位前因“将构异图”，被元英帝放逐海南安定县（见《元史•本纪第三十四》）。其居海南时，这雷峒的土司王官忠事之以礼。文宗即位后，升安定县为南建州，以王官忠为知州。

除此之外，以“雷”字命名带有“俚”这含义的地名，古今都不少。咸和六年，东晋析龙川县置雷乡县，属南海郡。武德五年，唐置陆州（地在今广西钦州），领三个县，其中有一县叫乌雷县，现那里还有乌雷港和乌雷岭（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没乌雷这地名，却有一乡叫黄雷）。广西田阳县有雷墟乡。广西崇左县有雷州乡。广东台山白沙镇有雷洞村。贵州黎平县有雷洞瑶族水族乡。

这些地名都说明“雷”字地名不都是因雷电而得名，其确是“俚”字的古地名。“雷洞”确有“俚洞”的文化内涵，是当时的土司管衙，至宋元还是这样。而高州长坡的雷洞一带，一直是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区，至明那里的少数民族的势力还很强大，能略地陷城。成化间，高州府因未能与那里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便被他们攻陷。故那里的冼姓亦应是当地的土著。

冼姓村落又常与军队的驻守有关。上面已说过冼姓的麻弄村和马兆村已有士兵驻守城寨的含义。又有一些冼姓村落以带有军事色彩的“屯”来命名，如吴川有一冼姓村落叫冼姓屯，高州大坡的军屯聚居着不少冼姓人。这些现象，令人确信，粤西有一支冼家军，“麻弄”和“马兆”是古越语，说明远在汉人南下前，冼家军已驻守在那里；“冼姓屯”和“军屯”是汉语村名，说明汉人南下后，冼家军曾是粤西军队中的主力，他们驻守着粤西要地——控制鉴江的鉴江三角洲和唐高州州治所在地——良德县。

以上几点，都说明冼姓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族。正是因为冼姓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族，在鉴江流域有很好的基础，故后来的冯家才可遍布鉴江流域，延续五六代地在那里为官，使鉴江成为冯冼氏的母亲河。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鉴江是冯冼氏的母亲河——其上游的信宜县、古良德县、古电白县，其中游的古茂名县、化州县以及其下游的古石城县和吴川县，都曾留下冯冼氏的足迹。

其上游的信宜县古称窦州，冯士翙曾在那任窦州剌史，唐时那里曾建万年宫，这万年宫的碑铭便是冯士翙题写的（见郁贤培的《唐刺史考全编》）。

其上游的古良德县，旧址在今高州良德水库，曾是唐（一说自孙吴至南朝宋、齐）高州州治，冯盎唐初就曾“家于此”，冯智戣、冯智玑都曾在那任高州剌史，高力士曾在那建骠骑馆。

其上游的古电白县，旧址在今高州长坡镇旧城村，那里曾是南朝齐、梁、陈三代和隋唐时的电白县治和近千年的高州州治或高凉郡治，那里的冼庙是唯一有碑文记载是建于隋的。

其中游的古茂名县，即今高州城，那里曾是唐潘州州治，冯智玳、冯子游、冯君衡都曾在那任过潘州剌史，那里亦是高力士的家，高力士曾在此建高力士宅，高力士亲手植的两棵树至宋代还有。

其中游的化州县古称罗州，冯融、冯暄、冯士翙都曾在此任过剌史。化州又曾称石龙郡，冼夫人便曾被封作石龙太夫人，其子冯仆便曾封作石龙太守。延至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罗州还有一个首领叫冯季康，“出兵协助唐王朝平定宦官市舶使吕太一之乱”（见王兴瑞的《冼夫人与冯氏家族》第52页）。

其下游的古石城县是唐武德五年冯暄所置，武德六年，冯暄还把罗州“自石龙徙治于此”（见道光的《广东通志》）。

其下游的吴川县，曾有冯士翙夫妇合葬墓，其妻子便被封为吴川郡夫人。

可见，冯冼氏在鉴江流域的影响力是漠阳江流域和海南等别的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冯家简直便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大后方，无论是罗州的冯暄，还是高州的冯盎，还是窦州的冯士翙，得以在此“兴旺发达”，这不应是偶然的，应有其历史根源——冼姓是那里的土著大族。

总之，鉴江是冯冼氏的母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