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与事二主

冼夫人的功业远胜于杨门女将和花木兰，然而在全国的声望来说，冼夫人远远不及杨门女将和花木兰。这究竟为什么？

据有关资料表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少人囿于“忠臣不事二主”的成见，对冼夫人“事三代主”不够理解，误认为冼夫人“惯于见风转舵”，故不积极宣扬冼夫人的功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有必要探讨忠臣与事二主的问题，为冼夫人“事三代主”正名，进一步提高冼夫人在全国的知名度。

“忠臣不事二主”的由来

据《史记·田单列传》，齐国画邑有一个隐居的贤人叫王蠋。燕军打入齐国的时候，对画邑围而不攻，并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欲招降王蠋，否则将会屠城。王蠋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于是上吊自杀。王蠋的言行激励国人同仇敌忾，终于击退燕军，收复失地。

王蠋此话深受帝王及御用文人的赏识，他们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它列入儒家“忠君”的范畴，冒充儒家学说，以误导世人，致使历史上演出了“愚忠误尽英雄汉”的无数悲剧。

孔孟反对“忠臣不事二主”

 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篇》）。乱邦、无道之邦的君主都是昏君，面对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仍能保持高官厚禄，不离邦而去的人，必然是不事二主的“忠臣”。孔子认为这种人是可耻的。对于能事二主的忠臣，孔子则大加赞扬。齐桓公杀了管仲的主子公子纠。管仲却不能象其他臣子那样自杀殉主，反而归顺齐桓公。子贡说：管仲是不仁吧。孔子回答：管仲辅助齐桓公，使他称霸诸候，匡正天下，老百姓至今还享受着他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天下混战不止，社会将倒退，何必拘小节呢（《论语·宪问篇》）。同时，孔子也以实际行动反对“忠臣不事二主”。他初任鲁，为鲁司空，又为大司寇，摄相行事，诛‘少正卯’，鲁国大治。后因见鲁君沉迷歌舞，不理攻事，便离开鲁国，周游卫、宋、陈、蔡、楚各国，都不被这些国家的君主任用。六十八岁才返鲁国，著书立说，开门授徒，有教无类。

孟子反对“忠臣不事二主”的言论，较为深刻。当齐宣王向孟子问及贵戚大臣应如何对待君主时，孟子回答：“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章句下》）。易位，是废了这位君主，另立新君。孟子在回答公孙丑的提问时，甚至说如果有象伊尹那样志气胸怀的大臣，可以将不好的君主放逐（《孟子·尽心章句上》）。放逐，是流放，贬谪驱逐。即是臣子可以处分君主。

孔孟反对“忠臣不事二主”，是由于对人民、国家、君主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独到见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从这个论点出发，臣子首先要忠于人民，其次忠于国家，再次者忠于君。所以对于邦无道，人民受苦，国家混乱，仍然忠于昏君的臣子，孔子认为是可耻的，正是基于这个论点。孟子认为，对待不好的君主，可以废掉，可以放逐，也是基于这个论点，把人民、国家摆在前列。

文天祥不肯投降元朝。他在被行刑前就写下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自今而后，庶几无愧。”

冼夫人“事三代主”的背景及特点

景侯作乱，使梁朝一蹶不振，公元549年梁武帝死至557年梁朝亡这8年内，外有北齐西魏入侵频仍，内有大臣互相攻杀不绝，国无宁日，大权旁落，君主由大臣随意废立，先后换了六位君主，依次为：550年简文帝萧纲、551年豫章王萧栋、552年武陵王萧纪、553年至554年元帝萧绎、555年贞阳侯萧渊明、556年至557年敬帝萧方志。这时，陈霸先因屡立战功，位居相国，封为陈国公。不久又进陈公爵为王。557年十月，年方15岁的敬帝，便禅位于能御外侮、平内乱的陈霸先，历时57年的梁朝结束。早在公元550年，冼夫人与陈霸先会于赣石，回来对冯宝说：“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所谓“识英雄者重英雄”，陈霸先受禅登帝位，冼夫人自然乐于事此二主，这是合情合理之事，何“见风转舵”之有。

陈朝5传至陈后主叔宝，荒滛骄侈，不理国事。公元589年隋兵入建康，叔宝归降、受到隋朝三品官的待遇。当隋帝派总管韦洸安抚岭外时，叔宝受命写书给冼夫人，告知陈朝已亡，叫她归附隋朝，并送去从前冼夫人进贡陈朝的犀杖为凭。这时，冼夫人便召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才派孙冯魂领兵迎韦洸入广州，岭南平定。因为当时的情形是：第一、隋“帝给赐陈叔宝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每预期集，愿得一官号。”第二、“陈叔宝遣夫人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资字通监》·隋纪一）处于这样历史背景，即使冼夫人想起兵勤王，已无“王”可勤。除非据岭南称王，否则只有归隋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冼夫人“事三代，唯用一好心”就好在保境安民，维护国家的统一，也符合“民贵君轻”的儒家学说，名正言顺。

有一部在海南拍摄的冼夫人电影，把在陈亡前几年早已逝世的冯宝，安排活到陈亡之后。由于他不肯归隋，要做“不事二主”的忠臣，便自己一个人出走到海边，以后不知所终。可见几千年前王蠋的话，在当代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很有必要以历史唯物论分析“忠臣不事二主”以从中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