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是冯氏的骄子——吴兆奇《冼夫人文化史话》点评

史评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褒贬得当、恰如其分，也就是要讲究适度。适度，是历史评论的难处，也是历史学家的高明和可贵之处。历史评论要做到适度，对所论人物或事件主要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信实的把握，二是切要的认识，三是恰当的表述。用中国史学传统的要求来说，就是必须在考据、义理、辞章三个方面下功夫，并力求三者密切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对历史事实的真实了解和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把握，掌握“事实”；才能对人物和事件的性质、意义，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有深入理解，取得规律性的认识，达到“求是”，才能进而找到恰当的表述方式和语言，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

然而，吴兆奇先生在其大作《冼夫人文化史话》（下简称“史话”）中，却完全违背了历史评论的基本要求，对高力士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巨宦，评价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实事求是的探讨，重新评价高力士的功过是非，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目，而是胡乱地摘引湍流的戏说、野史笔记和其他稗杂伪书之言辞，罗织罪名扭曲、污蔑与抹黑高力士的形象。如《史话》第九章“冯氏畸儿高力士”。从这个题目本身就足以暴露作者狭隘和偏激的历史观。在这一章文字中，作者说“抄家灭族的奇祸巨变，使得家族本性出现扭曲变形，那么这种扭曲变形就集中体现在高力士身上，冯冼家族那股刚阳锐利之气，变成阴阳怪谲之气，那种真诚豁达的人格，变成了虚伪和奴性”。又说“高力士早期支持李隆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虽然也做过一些好事，但终究是‘瑜不掩瑕’，功难顶过。”因此，给高力士妄下结论： “他绝对不是茂名今人的骄傲！”

《史话》这番言辞，如此结论，是有违历史公允的。事实雄辨地证明，“高力士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古代宦官史上是一个奇迹，而且在中国文明史上也是一个奇迹。”（王志东教授：《高力士大传·前言》）从对唐代社会繁荣发展的推动作用看，高力士作为盛世奇宦，其政治表现可圈可点，创造的奇迹甚多，兹列举数端，以见一斑。

第一，高力士继承了冯冼氏家族忠君爱国的优良传统，生平立身行事都服从于大唐王朝的皇权巩固这一原则。

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广东高州良德人。乃冯宝和冼夫人的第六代孙。曾祖父冯盎是唐太宗时大将，曾任高州总管，为主管南方的封疆大吏。外祖父是隋朝名将麦铁杖。父亲冯君衡在潘州刺史任职，被监察御史万国俊诬告，“因此矫诬罪成，籍没其家。”不久父亲病故母亲流离，10岁的冯元一也不知何故被阉。就他的出身无论如何是不致被阉的，个中谜团恐永难解开。13岁时，又不知什么原因被当时的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发现并献给武则天。于是，高力士这个高州名门之后历经磨难得以进入最高权力机构的生活圈子。由此他又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玄宗的李隆基。玄宗之于高力士，名分上是主奴关系，但更有乐伯与千里马之关系，甚至还有难兄难弟之谊。从此高力士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在开元盛世演出自己有声有色的活剧。60载宦海浮沉，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了大唐王朝的开元盛世。纵观几千年中国文明史，宦官与君主之间有如此遭际者唯高力士一人而已。高力士可谓是大唐由盛衰的经历者和守望者，从辉煌到沉沦，从出生到死亡，他一生行藏都是为了巩固大唐皇权的需要，其目的只为了忠君，为了保国，在这里没有丝毫个人感情和私利，更遑论其他！这一点是无愧他的先祖冼夫人的。

第二，高力士有独具慧眼的识见，能够突破群体束缚，站在社会发展的前列塑造自我，从而将自己置于时代英雄的行列。

高力士作为盛世宦官的出现乃是时代的产物。当时的大唐王朝集团正处于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多种因素的合力使得当时的唐朝成为一个英雄辈出尽为世用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奋发努力，决心叱咤风云。唐玄宗作为一代英主，为高力士参与时代弄潮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由于高力士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功业，终得官封一品，位极人臣。

（一）高力士和唐玄宗的政治生命相伴始终。早在武则天、中宗统治时期，后宫王子众多，李隆基本人就有五个兄弟。但是，高力士以普通的下级宦官身份却倾心侍奉不过是普通王子之一的李隆基。李隆基也将他引为知己。高力士帮助李隆基（玄宗）取得政权，巩固政权，又随玄宗失去政权，最后又为维护玄宗的地位而被逐出京，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阳）。他于此作《感巫州荠菜》五言绝句：“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表示世事虽有变化，而他对玄宗的忠心不二。这对君臣二人，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共荣辱共进退的生涯。他们的历史，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君臣关系的典型。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二）高力士在“诛韦风暴”中崭露头角。武则天死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十分激烈，政局极不稳定。一心想做女皇的韦后与武三思私通，日夜与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等密谋夺取政权。韦后首先逼迫中宗杀害了太子李重俊，不久又和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中宗死后，韦后自立为皇太后，与诸武专权，倒行逆施，严重地危害了社稷。正当宫廷血雨腥风之时，临淄郡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即与姑母太平公主等人率羽林军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同党。李隆基即皇帝位后，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自恃功高，结党营私，权势极大。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太平公主和玄宗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公主曾私结宫人，在御膳中放入毒药，企图毒死玄宗。太平公主后又与心腹朝臣密议谋反。玄宗得知消息，不动声色，先发制人，迅速平定太平公主之乱，进一步加强了唐王朝的统一，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这次宫廷激变中，高力士紧跟玄宗，出谋划策，身体力行，积极参予平叛斗争，为大一统的唐王朝立下殊勋，从而成为与刘幽求、郭元振同类的英雄。

（三）在“立太子”事件中奠定根基。开元二十六年，玄宗遇到了立谁为太子的难题，因太子瑛被废后，当时武惠妃得宠，李林甫等人皆欲立武惠妃子寿王，玄宗以李亨年长而犹豫不决，寝食不安。高力士察知其难，极力为玄宗出谋划策，乘机建言说：“推长而立，孰敢争！”玄宗极为称道：“尔言是也。”于是定李亨为太子，挫败了李林甫的阴谋，保证了政局的稳定。作为宦官，高力士本来无权过问立储这样的朝廷大事。但是，他不仅过问了，而且心怀大局，得到玄宗认可，这种见识已超出于一般宰相，其作用更非一般宰相所能及的。

（四）果断处理马嵬驿事件，避免了一场弑君兵变。在安史之乱前，高力士考虑了玄宗的安危，国家的治乱，向玄宗大胆地谏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高力士已看出边将握重兵将不利于唐朝中央政权，节度使安禄山拥兵河北范阳，大有反叛之意。这充分表现了高力士的政治远见。但玄宗对安禄山的险恶用心视而不见，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叛乱。后来，安史之乱后，玄宗携杨贵妃仓皇幸蜀。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发动兵变，先诛杀了奸相杨国忠后，进一步要求诛杀杨贵妃。玄宗以杨贵妃无罪为借口不同意。眼看一场大祸就要发生。为了保全玄宗，高力士果断地进言：“杨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无奈，只好命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贵妃一死，将士的愤怒情绪平息了下来，这才整顿队伍，继续前行。对于杨贵妃来说，还真有点荣也高力士亡也高力士了。但在高力士看来，杨贵妃无论是荣还是亡，都必须服从于大唐王朝的皇权稳固这一原则。当初杨贵妃进荣，“三千宠爱在一身”，从而保证了玄宗精力充沛地处理朝政，是因为稳固皇权的需要，现在杨贵妃入亡也是为了稳固皇权的需要。在这里没有丝毫个人感情和私利，这样的见识比玄宗还要高。

第三，高力士以其卓越的才能辅佐玄宗治理政事，在开元盛世的荣辱兴亡中发挥了一名正常的朝廷官员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一）文武兼备，武艺超人。史载，玄宗时，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后宫人数多达4万以上。作为后宫首领，高力士统驭有条不紊，表现高超的管理能力。高力士不仅可以下传诏令、上呈四方奏请，使玄宗感到“力士当上，我寝乃安”，而且也显示他的武艺超人。史称：高力士身高六尺五寸，善于骑射，他曾跑马射箭三中红心，碑文赞扬他“一发而中，三军心伏。”有一次随玄宗外出，碰见“有二雕食鹿，上命取之，射声之徒，相顾不进。公（高力士）以一箭受命，双禽已飞，控弦而满月忽开，饮羽而片云徐下。壮六军而增气，呼万岁以动天。”“呼万岁以动天”，实际上是众人为高力士的武功喝彩。让这样的功臣担任右监门将军，倒是玄宗善用能人的佐证。因此，在天宝十一年禁军士兵刑宰等人的叛乱中，他突率400飞龙健儿于僵持中帮助京兆府一举平定叛乱。开元二十三年，玄宗幸洛阳，在五凤楼酺宴。四方民众观诵喧溢，乐不得奏。金吾卫士兵用棍棒乱打以维持秩序，但现场秩序越来越乱。高力士立即向玄宗建议急召用法严厉的河南丞严安前来整顿秩序。严安到后，果然迅速将秩序整顿好。这样的突发之事不可能事先有准备，临急之变表明高力士平时注意天下人才有识人之明用人之能。

（二）善于调节君臣关系，在“不用功臣”的纷争中威倾朝野。在玄宗朝时，高力士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先后向朝廷推荐过宇文融、韦坚、杨慎矜、李适之，王珙、高仙芝、盖嘉运、安思顺等人，这些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出将入相叱咤风云，为开元盛世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玄宗刚即位时决心励精图治，重用曾被贬为地方官的姚崇为相。姚崇也决心辅佐玄宗干一番事业。但是君臣之间尚缺乏交流，相互个性等尚未了解。因此，在安排朗吏官员方面，君臣二人之间出现了误会。高力士知道后，立即赶到中书省找到姚崇说明原委。姚崇转忧为喜。从此毫无后顾之忧地拼命工作，终于为开元盛开奠定坚实的基础。开元十四年，张说因事被押受审查，早在玄宗为太子时他就一直跟随，在诛韦反太平公主的斗争中立有殊勋。现在是第二次担任首席宰相。对于这样一位股肱大臣的处理，玄宗抱十分慎重的态度。他一方面命令源乾耀等人组织专门班子公事公办。另一方面又派高力士去暗中探视。经过深思熟虑，高力士向玄宗报告说，张说“蓬头垢面”、“惶惧待罪”。同时又为张说求情，使张说“有功于国”，不能因小过而否大功。结果玄宗听从高力士建议，马上下令撤销对张说的审查。在当时继续贯彻姚崇“不用功臣”的用人路线的条件下，张说作为诛韦及太平公主的最后一个大臣被保护下来，使得朝臣的元勋和新进之间建立了一种大体和谐的稳定局面，从而保证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发展。姚崇和张说都曾是首席宰相，身为百官之长，在他们与玄宗的关系中朝廷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地位、影响等方面相匹配的第三者可以从中斡旋和协调。高力士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充当了这一角色，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识见和协调才能，从而受到姚崇、张说以及朝廷百官的敬重，从而成为玄宗唯一能信任的人。因此，玄宗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言下之意是高力士精明强悟，为事干练，由他值班，自己放心多了。睡觉也觉得安稳。

由此说明玄宗信任高力士，高力士知恩图报，真正是君臣际合，始终如一。王志东教授在《高力士大传》中评价高力士说：“特殊的地位源自于卓越的才能，卓越的才能更加强了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二者相辅相成，使得高力士作为一名宦官在开元盛世的荣辱兴亡中发挥了一名正常的朝廷官员所不能和无法发挥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纵观几千年中国宦官史，从行为后果看，其不外乎三个类型：一是恪尽职守者，如汉文帝时赵谈之类；二是虽刁恶便其行为及后果仅及于后宫者，如春秋齐恒公时的竖刁之类；三是刁恶溢出后宫从而干预朝政造成严重恶果者，如明朝的刘瑾、魏忠贤之类。在中国古代五千年文明史和宦官史上，只有一个人不同于上述三类而成为极特殊的例外，这个人就是唐朝玄宗时期的高力士。”他是“深谙政治潜规则的一位巨宦，六十载官场角逐的政治不倒翁，几千年君主制宦官中的翘楚。”

由此可见，外地的专家学者都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运用历史辨证法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唐代宦官兴亡史，重新评价高力士这个在历史上极具影响的人物的功过是非，作为高力士家乡的人，更应当重新认识高力士，正确评价高力士，彻底批判吴兆奇先生的错误观点，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算“是存了真情，戒了误导，少了花言，敛了巧语”，这自然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高力士的人格品质是有骨有肉的血性男子汉、伟丈夫，是有刚阳锐利之气的冯冼氏后代，是历史上茂名人在国家权力中心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坚定的皇权维护者。因此，他不愧为冯冼氏家族的骄子，茂名今人的骄傲！

参考书目：

1、《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2、王志东：《高力士大传》华文出版社。

3、吴兆奇：《冼夫人文化史话》

4、茂名市政协编：《高力士传记及研究资料选辑》